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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厂主联合会会长黄鉴

作者: 晓之      “此次国内洪水为患,祸及十八省市,香港同胞,热心捐献,盛情感人。本会同仁除在各方面多所捐献外,并以香港厂主联合会名义,于本月五日送交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港币20万元。请其代转江苏省救灾机构,转赠淮安市及扬州市二市侨务部门各港币10万元,作为救灾之用,款少情重,略表慰问。”这是香港厂主联合会会长黄鉴先生于1991年9月9日给笔者来信中的一段话,读之令人感动,亦可见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意。   黄鉴先生捐赠的救灾款为什么要指名“转赠淮安市及扬州市呢?”事情还得从头说起。   出生淮安 崛起香港   黄鉴,1932年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流均乡马铺庄。童年时代,他就读于家乡私塾馆。其父黄僖田很会做生意,先经营盐业,后又到宝应县城开酱园店。黄鉴也随父迁居宝应县城读书。因其父经营有方,颇有积蓄,也因其叔父黄惠田一家早已迁居上海,而且混得很不错。于是,黄僖田便带着积蓄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,办了一个小型化工厂,后又兴办了印染厂,自制染料,生意十分兴隆。黄鉴九岁那年,被父亲接到上海,进入了“洋学堂”读书,开始了少年时代的城市生活。   1949年春夏之际,刚刚步入青年时代的黄鉴,便随着黄浦江畔的慌乱人流,到了香港。从此,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,在这个挂着“米”字旗的“自由世界”扎下了根。   黄鉴这个十六岁的异乡人,举目无亲,语言不通,面对陌生的天地,什么都得从头学起,他当时的13袋里仅有78元港币,只能在偏僻的钻石山,用30元港币与人合租一间简陋的小屋栖身,饿了啃面包,渴了喝自来水,鞋底破了用废报摺叠起来垫着穿。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,他于1954年考上了“香江书院”经济系夜学部。他白天干活,晚上读书,还常常给中文报社写稿子,赚点稿费,补贴生活。由于他刻苦用功,学业出众,第一学期就拿到了奖学金,第二学期他就被“大中通讯社”聘为专栏记者。就这样,他读完了四年大学,于1958年拿到了香江书院经济系毕业文凭。后来升任大中通讯社社长。不久,父亲来信劝告他“要在香港商业社会立足,须做生意,懂技术……”他觉得父亲言之有理,于是就投笔从商。当时,香港的纺织印染业尚在萌芽时期。父亲原是上海印染业的老手,少年时代的耳濡目染,使他懂得一些漂染和化学染剂制造的技能,他决心继承父业,靠省吃俭用积蓄起来的七百元港币起家,在当时还较为偏僻的荃湾租了块小地方,办起了生产化学染料的工厂,其实仅是个“一人工厂”,自己当老板,又当伙计。   五十年末,六十年初,香港漂染厂还不多,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,是个有钱可赚的行业,黄鉴看准时机,办起了漂染厂。此后,他又根据市场的需要,逐步开办了纺织、塑胶、钟表、电子等工厂,并拓展了进出口国际贸易。   黄鉴在香港事业的成功,因素是多方面的,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能正确处理劳资关系,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。他的基本理论是“劳资双方是利益的结合”。据此,三十多年来,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管理“政策”:尊重职工人格,不搞严惩高压。对于工作出包的职工,付给高酬劳,最高的一年内可给两年的工薪,这对工人无疑会产生吸引力。对工作差的职工,他不罚也不责备,相反去关心他们,以情感动职工。哪个工人的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,他去代交;哪个工人分期付款买房子,一时付不出钱,他先代付;哪个工人生病住院钱不够,他代交;哪个工人欠了他的钱,还不起的,他一笔勾销,当作赠送。黄鉴如此对待职工,大得人心,被人誉为勇于开拓的企业家,“港之杰”。现在,他担负重任,职衔众多。在香港,他是大兴、大富两印染厂董事长兼总经理,印染同业公会会长,大森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,茶隆实业有限公司主席,远生实业(集团)有限公司主席,香港区议会民选议员,香港厂主联会会长……;在大陆内地,他是天津市企业改造及经济开发顾问团团长,上海市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会首席顾问,中国龙乡经济建设实业开发公司名誉董事长,中国轻骑摩托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,中国广东广隆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……。   义举惊人 为国争光   1982年11月,黄鉴应全国工商联的邀请,率香港厂主联合会组织的30名企业家代表团,赴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等地参观访况,他们一到首都北京,就受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国务院侨办、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亲切接见。正是在这次会见中,廖承志率先向他们,也即向全世界披露: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权。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,而香港的社会制度、生活方式、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。由于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香港前途发表如此明确、如此坦诚的意见,北京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实况,并通过卫星传播到全世界。黄鉴作为访问团团长,也就成了将“一国两制、五十年不变”的特号新闻带回香港的第一人。这使黄鉴对社会主义祖国大彻大悟了。他在工商界奔走相告,并举行记者招待会,以亲历者的身份,现身说法,向新闻界详细如实地发布了这一消息,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:“中国内地的政治局面、经济发展及民生均已大为改善,真可谓今非昔比。加之自实行开放政策以来,不断引进新科技,建设四个现代化,……中国领导人作出香港保持繁荣五十年不变的承诺皆诚实可信!”他说;“香港百分之九十八为中国人,当可以自己管理自已,一如世界上其他例似地区一样。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悠久的历史,但近百年来受殖民主义者压迫。身为中国人与稍有良知的任何人均会反对不平等条约。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,那是天经地义的,毋庸置疑。惟港人应对自己抱有信心。”(引自1982年12月19日香港《文汇报》)他表示:“对香港的前途绝对持乐观的态度。”香港的新闻宣传机器也为黄鉴的“一鸣惊人”之举大为张扬,经过一阵沸沸扬扬的喧闹以后,终于安定了当时极其动荡的香港社会。黄鉴的义务宣传之举,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了一大功劳。因此,他在港澳地区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,简直成了“明星”。   1983年,黄鉴被推举为33个社会团体的会长或主席,在香港促成了中国银行对那里的中小企业低息免保贷款,使香港中小企业得以不断向前发展。“要取之于社会,用之于社会,对社会要有所贡献。”黄鉴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他更加热衷于社会活动。这一年,他回故乡淮安探亲,寻根慰祖,受到乡亲父老和地方政府的热情接待和欢迎。他感受到了乡情之深厚亲切,家乡发展经济之期望殷切,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。从1984年起,他就联络、组织有关的集团公司,向大陆投资办厂,先后兴办了十多家独资、合资、合作企业,全是生产出口创汇商品。1985年7月,他率由英国、新加坡、美国和香港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天津,被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聘为“天津市企业改造及经济开发顾问团团长”。1986年4月,他率由荷兰、比利时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和香港企业家组成的访问团,赴上海进行经济技术考察,被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聘为“上海市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会首席顾问。”尔后,他经常穿梭子大陆与香港之间,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奔忙。1988年5月27日,《香港商报》记者杨丽娟,在该报“港之杰”专栏内,介绍并赞誉“黄鉴狂热于社会工作”的种种爱国义举,为国争了光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1989年,北京“6・4”事件之后,许多海外企业家对大陆投资望而怯步,黄鉴则从长远着眼,采取果断行动,带头继续向内地投资。他冒着“风险”,率香港远生实业(集团)有限公司人员赴广东惠州市淡水镇,购买了20万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,独资筹建一个总投资30亿港币的工业村。工业村分三期工程,1991年夏季完成第一期工程,并开始了第二期工程。预计该工业村建成后,除生产手表、电话机外壳外,还生产电脑磁盘等。这种电脑磁盘,年产约12000万片,产量居世界之冠。同时引进国外专利技术,生产二英寸照相机上用的磁碟,取代目前通用的胶卷底片。这种高科技产品,每片分50格,可拍50张照片,而且可以反复擦洗、反复使用,年产1000万片。此外,还生产录像机壳,年产量7000万只。以上产品,均以出口为主。黄鉴说:“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,又是我国钟表制造中心。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美梦,要在国际市场上为中国的手表工业扬威,让国人引以为荣。”这是1990年,他与上海市手表工业公司合资办厂洽谈成功后说的话。同年,他还为香港金马国际联合公司开办的上海金马时装公司开业剪彩。上海《解放日报》记者金福安在《甘为上海外向型经济效力――记香港厂主联合会会长黄鉴》一文中写道:“黄先生对上海的感情是很深的。”1991年5月,黄鉴应邀率香港工业考察团,前来参加扬州市琼花节,并对扬州和无锡两市的工业企业进行了考察,还与两市签订意向书。议定:扬州、无锡的工厂企业与香港厂主联合会的工厂企业进行对口交流,逐步建立合资合作企业;港方在扬州、无锡开办独资企业;扬州、无锡在香港开设窗口,推销自己产品出口和原料进口及技术引进。他表示,要为这两市的工业走向世界穿针引线,为中华腾飞插翅添翼。   捐款救灾 情深意重   1991年夏季,长江、淮河流域遭受特大水灾,身居香港的黄鉴先生对于故乡更是情深意重,故乡的亲情和风貌,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,回荡于他的心田。“风物总是家乡好,牛背阴晴入面来。”当他得知祖国和故乡遭灾之后,除积极参予香港各方面的捐赠活动外,还会商于同仁,以香港厂主联合会名义,于1991年9月5日,送交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港币20万元,请其代转江苏省救灾机构。转赠于他的出身地淮安和童年生活过的宝应县各港币10万元,表达他的赤子之心,对生养之地淮扬父老的慰问。乡亲们赞誉黄先生是:迢迢万里路,更系故乡情;救灾捐款意,还是同胞亲。